《燕幾圖》的組合之法，顯示了宋代文人的巧思妙趣，是其燕閑生活中富有情趣的“智者之變”，也是當時文人式藝術設計方法的典型反映。這也使得《燕幾圖》成為中國家具史上第一部組合家具的設計圖。
邵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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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曉峰，江蘇省委宣傳部授予的“首屆江蘇青年社科英才”、江蘇省政府“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第二層次學術領軍人才。南京市青年美術家協會主席、江蘇省青聯常委、江蘇省青年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徐悲鴻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江蘇省社科聯理事、江蘇省中國畫學會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南京大學中華圖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南京林業大學教授、博導，藝術學院美術與設計研究中心主任。
《燕幾圖》：第一部組合家具設計圖
宋代幾豐富多彩，除了傳統的憑幾外，還有茶幾、花幾、香幾、榻幾、炕幾、桌幾、書幾、足幾、燕幾（宴幾）等。幾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專名，如燕幾，“燕”通“宴”，故燕幾即宴幾。
燕幾源自唐人宴請賓客的專用幾案，其特點是可隨賓客人數而分合。北宋范成大《曉自銀林至東灞登舟寄宣城親戚》詩曰：“凝香繞燕幾，安知路傍情。”燕幾的形象可見于北宋文人黃伯思著名的《燕幾圖》。黃伯思（公元1079~1118年），字長睿，號云林子，邵武人。博學多識，能書善畫，是古文字名家，曾奉詔集古器考定真偽。北宋徽宗政和年間官至秘書郎，但數年后去世，年僅四十。在李綱為其所寫的墓志中說他對于經史百家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通。又好古文奇字，熟悉鐘鼎彝器的款式體制。著有《東觀余論》、《古器說》。《書錄解題》載黃伯思《博古圖說》十一卷，記載各種器物五百二十七，印章四十五，后來人們修《博古圖》時多借用之。
圖1 南宋《燕幾圖》
因黃伯思卒于北宋徽宗初年，但《燕幾圖》（圖1）自敘中說此書成于紹熙甲寅十二月丙午，即南宋光宗五年（公元1194年），這并不符邏輯。如紹圣（北宋哲宗年號）誤作紹熙，則紹圣四年起于甲戌，盡于丁丑，其中并無甲寅年。往前算，甲寅為北宋神宗熙寧七年；往后算，甲寅為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都與黃伯思的生平無關。另外，伯思字長睿，而《燕幾圖》自序末題：“云林居士黃長睿伯思序。”這里以字為名，以名為字，全部顛倒，難合常理，也許是南宋人假托伯思大名而撰。然而，作者署名的問題并不影響《燕幾圖》在家具史以及圖像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燕幾圖》原理是先以邊長為尺的正方形為基本模數，形成三種長方形的桌面：第一種大桌面面積為7平方尺（1.75尺X4），可坐四人，共有2張；第二種中桌面面積為5.25平方尺（1.75尺X3），可坐三人，共有2張；第三種小桌面面積為3.5平方尺（1.75尺X2），可坐兩人，共有3張。桌高均為2.8尺。由于大、中、小三種桌面共7張，作者命名為“七星”，圖1中的①即為這一“七星”桌面。
以上三種桌面能靈活變化為25種形式，如：大、小長方形桌（橫豎不同格局）；長案形桌（橫豎不同格局）；大、小方形桌；凹字形桌（橫豎不同格局）；T字形桌（橫豎不同格局）；門字形桌（橫豎不同格局）；山字形桌（橫豎不同格局）；壇丘形桌（橫豎不同格局）等。還能演化多達76種格局，各種格局也有名稱，如“屏山”、“回文“、“斗帳”、“函石”、“虛中”、“瑤池”、“披褐”、“懸簾”、“雙魚”、“石床”、“卐”、“金井”和“杏壇”等，可謂變化多端。這樣一來，就可以根據“賓朋多寡，杯盤豐約”的實際情況以及室內空間的具體大小來作豐富的組合變化（見圖1中的②～⑩）。在有的格局中，還處理成將桌置于四周而使中間虛空的形式，虛空處擺放“燭臺”、“花斛”、“香幾”和“餅斛”等（見圖1中的⑤與⑥）。這些幾可以根據需要，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長能方，既能單設，也能拼合，實可謂運用自如，變化多端。其擺放方法，講求規律與法則，如同今日之組合家具。
對于自己設計的燕幾，作者說：“以之展經史，陳古玩，無施而不宜，寧不愈于世俗之泥于小大一偏之用者乎？”“其幾小大凡七，長短廣狹不齊。設之必方。或二，或三，或四五，或六七，布置皆如法。居士謂賓客之多寡，杯盤之豐約，以為廣狹之則，為二十五體，變四十名。又增廣七十有六，燕衎之余，無施不可。斯亦智者之變也。”《燕幾圖》的組合之法，顯示了宋代文人的巧思妙趣，是其燕閑生活中富有清趣的“智者之變”，也是當時文人式藝術設計方法的典型反映。這也使得《燕幾圖》成為中國家具史上第一部組合家具的設計圖。
《蝶幾圖》與《匡幾圖》中的幾
圖3 《蝶幾圖》中的組合2
圖4 《蝶幾圖》中的組合3.
圖5 《蝶幾圖》之透視圖
后世著名的《蝶幾圖》與《匡幾圖》也可能受到《燕幾圖》的影響與啟示。
明代萬歷丁己年（公元1617年），江蘇常州人戈汕撰寫并繪制的《蝶幾圖》（圖2-圖5）也是一部組合家具的設計圖，與《燕幾圖》有異曲同工之妙。鑒于《燕幾圖》在宋元明時期的知名度，《蝶幾圖》有可能是受到了《燕幾圖》的啟發。細查《蝶幾圖》的一些命名，如“斗帳”、“屏山”、“石床”、“雙魚”，這些在《燕幾圖》中也有。然而，與《燕幾圖》中的長方形基本形制不同，《蝶幾圖》的設計原理則是以斜角形為基本形制，具有兩只長斜，兩只右半斜，兩只左半斜，一只閨，四只小三斜，兩只大三斜，以上六種斜形桌面共13只，可組合成八類（方類、直類、曲類、楞類、空類、象類、全屋排類、雜類），共計130多種形式的組合之法。《蝶幾圖》變化多樣，“隨意增損，聚散咸宜”，“時攤琴書而坐，親朋至藉觴受枰”。
設計出《蝶幾圖》的作者戈汕，字莊樂。據載，他“能書善畫，嘗造蝶幾，長短方圓，惟意自裁，壘者尤多，張者滿室，自二三客至數十俱可用。”戈汕的這種嘗試顯然是一種具有文人自娛自樂性質的、頗具巧思的家具設計與制作案例。
《匡幾圖》的作者則不詳，學者朱啟鈐先生在其《重刊燕幾圖·蝶幾圖·附匡幾圖》中如此闡釋：“……近通州張叔誠出所藏小漆閣二具，見示木胎金髹，張之為多寶閣，斂之成一匡箱，卯想銜，不假鉸鏈之力而解合自然牢固，誠巧制也。器無定名亦不知出于何代工巧之手，……惟器背面畫有圖解朱文漆書有‘一匡居中、八匡左、五匡右’等字，因名之曰匡幾，字義與形式殊似也。”《匡幾圖》中的匡幾“不假鉸鏈之力而解合自然牢固”，可以被收作一個匡箱。可見其功能與價值可媲美于《燕幾圖》、《蝶幾圖》。對于《燕幾圖》《蝶幾圖》與《匡幾圖》的異同與關系，朱啟鈐先生認為：“燕幾用方體以平直勝，縱之橫之，宜于大廈深堂：蝶幾用三角形以折疊勝，犄之角之，宜于曲欄斗室。匡幾以委宛勝，小之可入巾箱，廣之可皮萬卷，若置于燕幾之上，蝶幾之旁，又可羅古器供博覽，卷之舒之無不如意，三者合而功用益宏……”
總的來看，《燕幾圖》《蝶幾譜》《匡幾圖》與漢代有些漆奩的精巧設計一樣，具有巧妙的構思，使用簡潔的主要元素，可以進行組合與疊加，均可視為標準化、模數化設計思想在傳統手工時代的實際運用，由它們展示出來的卓越觀念對于我們今天的藝術設計來說不無啟發性。
寄寓“乞巧”之七巧桌（參考圖6）
七巧桌構思巧妙
《燕幾圖》《蝶幾譜》《匡幾圖》雖然設計巧妙，可惜的是沒有實物留存下來，所幸蘇州留園揖峰軒陳設的制作于清代中晚期的紅木七巧桌為我們提供了這一脈設計線索的實物承載。這套組合家具長140厘米，寬70厘米，高82.5厘米，由一方桌、一張桌面呈平行四邊形的桌以及五張大小不同的三角形桌組合而成。它們的桌面嵌以大理石來裝飾，下部的踏腳運用了“冰裂紋”的構造，使這組七巧桌的視覺變化顯得更為豐富，也呈現了蘇作家具出色的工藝特色。它們位于揖峰軒室內大間的中央，分作兩組構成，每組上各另設一個桌面罩，罩面上刻有棋局，一為圍棋局，一為象棋局，以備弈棋所用。當人們移開桌面罩，下面桌子如同七巧板，可根據需要進行拆拼，可聚可散，或用于啜茗小敘，或用于戶外焚香拜月。留園揖峰軒內正是多了這一組具有巧思的七巧桌而顯得格外與眾不同，也使得我國古代流行于民間的“乞巧”活動與家具設計發生了關聯，因為“七巧”正源自“乞巧”。
所謂“乞巧”，即“乞求智巧”，乃中國舊時風俗，源于漢代。這一風俗流行于大江南北，在農歷七月七日夜（或七月六日夜），穿著新衣的少女們在庭院向天上的織女星乞求智巧，故稱為“乞巧”。東晉時，葛洪《西京雜記》記有“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人俱習之。”這是目前古代文獻中所見關于乞巧的最早記載。唐代和凝《宮詞》中的“闌珊星斗綴蛛光，七夕宮嬪乞巧忙”是當時乞巧風俗的生動寫照。南宋時期，錢塘（今杭州市）人吳自牧在其所著《夢梁錄》中記載，婦人陰歷七月初七夜間向織女乞求智巧，謂之“乞巧”。或取小蜘蛛，以金銀小盒盛之，次早觀賞網絲圓正，名曰“得巧”。總之，古時各個地區的乞巧方式不盡相同，各有趣味。譬如，姑娘們穿針引線驗巧，做小物品賽巧等。近現代的穿針引線、蒸巧饃饃、烙巧果子、生巧芽以及用面塑、剪紙、彩繡等形式做成裝飾品亦是乞巧風俗的傳承與延續。
就設計而言，前述的《燕幾圖》很可能一開始是受到唐代燕幾的啟發，因此燕幾初以六為度，取名為“骰子桌”。作者的好友宣谷卿見后，頗為欣賞，并建議作者再增一幾，合而為七，增加變化，如此成為七幾，并命名為“七星”，它們可以按圖設席，縱橫排列，以娛賓客。這一設計奠定了以后七巧板、七巧桌的雛型。由此可見，民間樸素的智慧在文人的益智造物活動中得到了精神的升華。
另外，北京頤和園佛香閣也藏有清代七巧桌的實物，其下部也具有“冰裂紋”的構造。香港也藏有一件清中晚期制作的紅木鑲癭木七巧桌，該桌做工精致，桌面鑲癭木，花紋絢麗。拼接后的七件桌子的桌面交接處可謂是嚴絲合縫。每桌桌面凡銳角處，其腿足亦隨形而做，足部相聯處具有“冰裂紋”的構造。在整體上，這套七巧桌的造型與裝飾和諧統一，古樸典雅，彌足珍貴。
局編，北京出版社